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双城的创伤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之前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沉默在尖叫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山西，山西
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我只是讨厌屈服
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
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
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
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
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
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
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
“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事实就是如此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
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别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
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
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
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无能的力量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入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他父亲神色难堪，压不住火，说了句“二十年后你就明白了”，转身要走，走到门边又控制住自己。在场另一位带女儿来治疗的母亲劝解他，他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
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陈虻不死
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