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近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在agent的route decision中，究竟是personal issues重要，还是ambience重要？
前者认为人的偏好直接决定了其选择，因此分析偏好就能使得recommendation更加准确，更加能够避免misalignment。
后者则是我下意识决定的研究切入点，我认为处境更能决定选择，或者说，由于处境（具象地说，时刻、起终点、可用方式……）在被观测到后是稳定的，而人的偏好是变化、浮动的，因而处境属性与选择的对应关系强弱更好判定。不过，对于已有研究，显然前者的研究规模远大于后者。
权且按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联想到了另一件事。
近一年，有个词在某些场合被反复提及：neo authoritarianism。这个词本来是指代某种过渡阶段的ideology，但在当下似乎被赋予了某种新含义，演变成了和liberalism并驾齐驱的、人类体制优越性研究的重要课题。我觉得这也是ego和ambience的一种对垒形式。
这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目前没有公论，毕竟20多亿人还困在这个问题的解答环节中。
我当下的观点则是，如果从“后天”的角度看，那必然能得出人格受环境影响；如果从“先天”的角度看，也不能肤浅地认为基因影响人格，而是应该思考基因又由什么决定，比如natural selection这种显然应该归类为环境的因素对基因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一旦思考到这一层，从我本人出发，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这指示我至少应该做这么一件事：在introduction part中用类似causal inference的思路解释自己如此开展研究的原因。
这可真是个不得了的发现。
